海南丢、海南家

    孩子小的时候，我经常领她到离家不远处一座叫石门山的小山上去玩儿，那儿的景致不错，大概是这个原因，有人在这开发了一处公墓。其实过去这里就是个乱葬岗，由于远离老城区，葬在这里的都是穷人。

    有一天我和孩子下山的时候偶然看见路边的一个墓碑上主人的名字那么熟悉，虽然重名的可能性不大（主人姓由，非常少见），但我还看了他的籍贯—山东福山县岗嵛村。没错，这是本家的姥爷。时我才发现，在这安家的竟然十之八九都是山东老乡，而且大多为胶东老乡，有牟平、龙口、乳山、荣成、黄县、栖霞、威海、招远、即墨、日照等等。像这样挤满山东人的乱葬岗在大连还有好几处，我的爷爷和奶奶就葬在过去也是乱葬岗的台山公墓，那儿的情形和石门山差不多，在那儿安歇的也大都是“海南丢”。

    “海南丢”是在大连生活的山东人及后裔对自己的称呼，意思是被“海南家（渤海南面那个家）”给丢在这的。当年先民们为了活命，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飘洋过海闯关东，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本书，而他们却调侃的只用了一个“丢”字！一个丢字固然道出了多少辛酸与无奈，却也折射出山东人乐观豁达的天性。

    也有一说这“海南丢”是当地人对山东移民的蔑称，不过我个人觉得此说可信度不高，因为山东移民们从不介意“海南丢”这仨字儿，可当地人却对“此地巴子”这称呼很反感（海南丢们管他们叫“此地巴子”或“此地人”，前者多数是在背地里或是开骂时用的），以至一些2、3百年前移民的后代都不愿意让人称他们“此地巴子”。   

    在海之韵广场，有一个雕塑叫《海南丢》。对于大连人不用看都知道这个作品在讲述着一个怎样的故事。其实《海南丢》讲述的不仅仅是大连人的故事。

    当年闯关东，无非是走旱路经山海关出关和走水路由大连地区登陆这两条道。而自从大连开埠及俄国人修了铁路以后，走海路就成了首选，许多人登陆后不愿或无力继续前行，就留了下来。从晚清北洋海军选定旅顺为海军基地到沙俄在大连建港建市（当时称为“达鲁尼斯克”或“达里尼”市，意为远东的城市），再到小鼻子占领大连，城市的开发建设几度掀起高潮，吸引了大量山东移民在此落脚，其中有不少能工巧匠。

    由于开发建设的需要，移民们谋生相对容易一些，因此就有了“大连是养活穷人的地方”这一说法。的确，一部分移民凭着山东人的坚韧勤劳诚实守信让自己有了立锥之地。以我的太爷为例，当年为躲债离开家乡渡海来大连，从卖苦力开始，到最后开了一个远近闻名大酱园，家里有40几口大缸，总算是能让一大家十几口人不至于挨饿，只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大豆全部被小鼻子控制起来而破了产，一下子沦为城市贫民。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沦为城市贫民，我的老爸可能早就被人从军队给踢出来了，听说当年在炮团一个老资格因看不上老爸的耿直经常找碴，有一次竟指着鼻子说你个俘虏兵如何如何，后来团政委王永宁严厉批评了此人，问了他几个“你了解....吗？”其中第一个就是“你了解他的出身吗？”扯远了。

    但是更多山东人的境况也只比在老家好一点而已。不过有时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有各色类似同乡会那样的组织，会给落难的乡亲一些帮助。比如前面提到的岗嵛村由姓族人在大连开的买卖就有“协贸盛”、“协贸东”两个著名商号和“泰华楼”饭庄，我的姥爷则在一个小有名气的浴池“清泉塘”做掌柜的，当时无处落脚的老乡经常是白天到俩“协贸”打工，到“泰华楼”吃饭，晚上则到“清泉塘”借宿,免费。

    说到“协贸盛”，我想起了一个人，叫黄保伟，论年纪我得叫他爷爷，不过我叫他伯伯。这黄伯伯也是闯关东的，在大连做小买卖，后来大概是因为赔本了，就到协贸盛当了伙计。再后来大连解放他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最后转业到汕头，文革期间被打成走资派，还说他是资本家——协贸盛的掌柜的。69年老爸到汕头物资局支左，黄老伯听说新来的头儿是大连人，就要求给他平反。老爸也觉得事有蹊跷，因为他知道这“协贸盛”是老丈人家的亲戚开的，可亲戚里他没有姓黄的呀？于是派人调查，最终给平了反。其实在41军黄老伯的战友中有很多大连人，这时却没有人为他说公道话，实在让人费解；我的一个远房舅舅也转业在汕头，他倒是了解实情，怎奈因为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被人污为小鼻子时期是挎洋刀的（大连光复时才十三岁，参军才十四岁，可能吗？），正关在水牢里呢，他作证还不如不作证。后来黄伯伯去世，他的儿子黄叔叔（和他爹同在41军当兵打仗却互相不知情）到汕头奔丧，跟我老爸一聊，竟发现两人解放前都在大连满铁铁道工厂给鬼子干活，这世界太小了。又扯远了。

    张本正，大连最大的汉奸在“清泉塘”旁边有个什么号子，专门为那些在大连混不下去又没路费的老乡免费提供回家的船票。后来官方的宣传都是说张本正伪善，其实不尽然。张本正死心塌地位日本人卖命，而且在日俄战争期间为日军引路刺探情报，苏联人自然不会饶了他，所以解放后不久他就被镇压了。但并不是所有为日本人做过事的都不得善终。我的一个表姨夫是福山门楼人，没什么文化，但特精，日本人看好了他，让他当西岗区的区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鬼子到处抓劳工，各区都有定额，而这位姨父经常在名单上做手脚，救了不少山东老乡，久而久之日本人就怀疑他是反日分子，他这区长就不敢干了，改行开出租车，解放后政府还给他安排了工作。       

    在古代，相当长时间里大连地区是隶属于山东登州府管辖的，有那么句话叫“金复海盖，辽阳在外”，说金县、复县和海城、盖县归登州，而辽阳以北就不归了。在熊岳有座望儿山，传说有个年轻人渡海去山东赶考，结果一去不回，他的母亲就整日站在山上眺望，复日复年，最后化作石头。这个传说也证实了自古以来辽南和山东渊源，旅顺这个名字也大致与此有关，是取祈福过海前往山东的学子旅途顺利之意。

    到了近代，由于大连地区山东移民及后代占了绝对多数，所以在文化、语言、饮食、风俗习惯等方面，更像隔着渤海的山东而不像挂筋连骨的东北。因此无论是山东人到大连还是大连人到山东，都不会有在异乡的感觉，因为带着海蛎子味儿的胶东话（大连话）或不管带什么味儿山东话在这俩地儿都是最好的通行证。在困难时期，两地的乡亲总是互通有无，那时山东不发达，很多生产生活资料靠渤海北边的兄弟支援，而渤海北边的兄弟在“陈三两”时代（陈锡联当政时，辽宁每人每月只有三辆油、三两糖）也没少麻烦海南家的乡亲。（先到这儿，想起来了再侃）